摘要：当前，中国对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观察点。作为第一会费大国，中国在该组织的大会提案数量并未呈线性增长，而是呈历时性波动，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与将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归纳为阶梯式递进“阶段论”的既有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不符。国际实践理论从惯习和场域互动角度，将实践行为置于中心，对中国的实践逻辑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可为提案数量的波动与下降提供一种解释。中国提案数的下降，一方面说明存在以国际组织本体为实践场域的“客场”型在场实践，也存在以国内空间为实践场域的“主场”实践，另一方面说明出现了基于“国内重心”策略的从“客场”到“主场”的实践场域转移。场域转移的择地实践逻辑体现了中国近年来参与国际组织的一种重要思路，也与国际组织的*治化和平权机制导致的大国困境有关。
关键词：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实践理论，国际组织实践场域，提案实践。
作者：谢喆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宗华伟，北京大学级博士研究生、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二级调研员（北京）
自重返联合国以来，新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总体呈现了一种递进式增长?学界通常多以改革开放的年和世纪之交的年为两个标志性节点,将年以前视为中国从挑战?“革命”国际体系向低调回避?谨慎旁观的过渡时期,到了年到年左右,则是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学习国际理念规范的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开启了深度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时期?1中央领导在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两次*治局集体学习中提出,要从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和“长远制度性安排”角度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强调要强化参与全球治理的自身能力建设,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2可以说,当前中国视国际组织为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正从多方面加强对国际组织*策?财力?人力的支持?
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的分摊会费比例已达到12.01%,仅次于美国的22%?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策,加大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培训和推送的力度,高校相继开设国际组织专业甚至组建国际组织学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出任联合国专门机构首席行*长官最多的国家,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由中国人领导?3然而,资金和人员固然是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但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实践行为与效果,是当下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命题?因为国家在国际组织治理机构与决策机制中的实践行为,直接关乎“定规则?定方向”和“长远制度性安排”,特别是在国际组织最高决策机构即成员国大会中的提案实践尤为重要?在联合国体系中,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的第一大会费国,但是,尽管自年恢复合法席位以来一直保有正式会员国身份,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大会提案实践并未与会费一同线性增长,而是在数量上呈现显著的历时性波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大会提案数量急剧下降,与在教科文组织分摊会费的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也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线性发展“阶段论”预期不相符?
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一反差?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主要以权力和规范为主要理论视角,几乎全被“追求利益”和“遵守规则”的话语所主导?4权力视角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置于国际体系转型和权力转移背景下加以审视,认为21世纪以来?特别是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国家间权力转移和权力流散,进而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提供了动力?规范视角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视为一个社会化过程,认为中国态度与*策的变化不能用单一的实力因素解释,而应归于主导性国际规范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塑?制度主义与组织社会学虽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解释,区分了行为的“工具主义逻辑”和“适当性逻辑”,